我們要生下什麼世代？

香港朋友想像社運生育，我先離題說一個故事。

有個有文采的大叔說過：「Hippie的小孩是Punk，」他的眼神遙遠看著西方次文化革命，他也致力建立屬於他那一代的文化行動。但1983年台灣出生的我卻不曾感覺到任何次文化，唯一一次集體文化體驗在2004年，和一群胡群狗黨混在台南舞廳，那是邊緣的城市還有邊緣的年輕人，找不到任何娛樂混在一起吃藥(搖頭丸)，如果生活皆有一個共同背景音樂，那背景音樂就是台客(文化品味被視為低俗的)電子音樂。

Hippie與Punk就像文化研究課本的學術名詞那楊遙遠。我現在住台北，除了看過一兩個行為古怪近似藝術家的老硬漢，不曾體驗什麼是Hippie，認識幾個西門町Punk，但除了組樂隊，我不曾看過他們行動實踐。

後來，和一個非常渴望戀愛的美國Hippie聊天才慢慢懂，原來這句話是在說世代(age)。不用再大書特殊美國歷史，大家都清楚美國60年代Hippie經歷生下小孩70年代度過童年，在80年代長大，那年代叛逆的生活哲學是DIY，音樂是Hardcore Punk。一場生活運動影響下一場生活運動，父母們生下後代們。每個年代一直有一群人分享生活方式，那是美好的集體旅程，也分享自己。

我沒想過下一世代以及下一代長相，只覺得當人夠辛苦矛盾，生小孩是那麼遙遠。可，話說回來，運動在創造集體，運動者很少想過自己下一代的集體要生在什麼樣環境。搞運動的也不想用「生產」、「人口控制」，看生育，不願生下一群軍隊反抗資本主義。

但的確我們面對整套教育、政治、宗教、媒體建構的世界觀，必須思考屬於小孩子的教育與生活環境。香港的Leila說的很好：「社運的孩子，去完菜園村又可以上八樓，有影片有音樂有書，也不難拉扯長大吧。」不過，我們都是成年人，也懂得向小孩、工人、窮人學習；小孩子們在八樓、菜園村、苦勞網玩耍完，搭地鐵回家找朋友，馬上看到另一個世界，還面對不同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對待關係。

香港跟台灣很像，不同階級、意識形態的人雜居一起。我們可以創造空間，就像Leila說的荷蘭white kids plane，一個家長一天帶五個小孩，但在歐陸他們的集體已經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台灣與香港運動者的精神人格有些分裂，一下在市場經濟裡，一下在公共空間裡，搞工運的工人知道資本主義壞但還會想個麥當勞滿足口慾，小孩子又如何能處理呢？而且小朋友還想要麥當勞玩具哩。成年人雖已看透物質慾望，但還有性慾、愛慾、擁有慾，何況小孩子的慾望我們知道多少？

如果小孩是一張正要被資本主義污染的白紙，用一個很文學說法，我們都是小孩，還記得童年的純真，還記得世界是無限可能性永遠學不完，那小孩子教育的應該就是想像力與可能性吧？

台灣90年代曾有森林小學，有群人帶後代在森林設立小學教育小孩尊重大自然，非常理想；現在再不聽到森林小學，因為，那僅僅是脫離市場經濟的孤島。回到現實，我們在創造市場經濟裡城中城的堡壘，一面製造病毒摧毀市場經濟，志也不在創造力一個教育體系，我們後代勢必也要人格精神分裂。小孩子要放慢速度學東西，學習性與愛、同性戀感情、生活現實，大人用雙手激烈改變社會，小孩用想像力創造他們的世代。

社會運動的教育，組織者也是被教育者。起個頭，屬於小孩子的教育與基礎建設大家在去思考。

創造兒童教育也改變現在幼兒教育，我大學同學有個香港人喜歡音樂，WTO抗爭他去現場攝影，後來當小學老師他很自豪說上課放Jazz；有位研究所同學唸書才知道台灣教育體系歧視東南亞移民後代，她現在花更多心思陪移民小孩。我那位朋友離時了，研究所同學也沒時間做更基進事情，我要說是我們也得連結老師。

對於生育觀，我建議納入同性戀者看法。台灣有許多女同志媽媽，他們很想要有小孩，但台灣的法令只在認養的層次，親屬關係不允許借身體授精，那些女同就搞一個《拉媽報》鼓吹同志也有生育權力。

我沒看到我的小孩是誰，但我看到我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還有年輕的台客小夥子苦悶，沒有娛樂，覺得自己生活沒品味沒自信，我很在乎是青少年怎麼看自己。破報前主編丘德貞有一回帶一群沒父沒母的家庭破碎的輟學小朋友去看搖滾樂表演，樂手答應免費讓小朋友入場，那些沒自信沒有社會資源的小孩看完表演很想成為搖滾樂手，丘德真自豪說：「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我們的下一代，不只是我們所生，有一群需要愛的小孩等著我們給予他們東西。我發現苦勞網、破報的老人們就是世代傳承、世代的心態看這些實習生、新記者。

我小孩時候很討厭跟爸媽出去，哈，如果我們都有小孩乾脆叫小朋友組一個兒童一起玩的公社，DIY玩具，分享糖果，組社運兒童足球隊，也從小開始學習分享自己。馬克思觀察19世紀工人的集體文化、工人的長相，寫出資本論，往後歐美學者慢慢修改變成各種運動論述，我看香港獨媒拍的洞爺七犬反G8行很有感覺，你們說的故事不只對象是一般人，其實也在問什麼是行動者。香港朋友來台幾天，我發覺香港、台灣、日本社會很像，沒有集體，一旦翻轉了腦袋，緊接面對家人、朋友、同事、鄰居、同學，我們的行動者之旅對西方人而言還在起頭，可是在民主控制下城市裡頭長大我們，連結非常困難。